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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党建老师李禄成(转自#长安汽车)

2020年10月06日 15:20 作者:宋昭 党建人 

 

国庆后,李禄成老师就要离开长安汽车党群工作部了。

受组织安排,李禄成老师将于国庆后调往长安汽车大学,专职撰写长安汽车史。刚开始,我以为只是临时的短期借调,还想着跟着李老师一起去,毕竟写公司史,于我也是一个全新的学习领域。后来,我才了解到,这不是临时的借调,而是正式的转岗;撰写公司史也不是短期任务,而是耗时将近2年的浩大工程。

 

 2年后的2022年,传承于1862年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的长安汽车,将成立160周年。届时,长安汽车史将是重磅献礼的巨著。因此,公司正式组织了司史撰写小组,李老师是核心成员和主要撰稿人之一。

很显然,撰写长安史是一项兼具政治性和礼仪性的重要任务,虽说长安党群上下都极其舍不得李老师的离开,但公司大局大于部门取舍,更大于个人情感,所以部门也服从公司的安排,李老师也舍不得离开党群,但也是坚决服从组织,在党群的最后一周,一个个把手上的任务交待好,把多年的文件资料交接好,把个人物品一件件搬离。

李老师从来都是服从组织安排的人。

1993年,我出生那年,刚刚20岁的李禄成老师,背着两袋行囊,带着几口干粮,从重庆远郊大山里的山村出发,一路步行至县城,再坐大巴到重庆,那时候直辖前的重庆,铁路不发达,成都依然是绝大部分出川铁路的起点,所以李老师又从重庆坐火车到成都,再从成都坐火车北上,经广元、汉中、宝鸡、西安、洛阳、焦作、晋城、长治,抵达龙城太原。

火车大提速前的90年代初期,这条成渝-宝成-陇海-太焦线路要2天2夜,就这样,李老师风尘仆仆,从重庆的大山,来到当时的重工业大都市太原。太原,在当下虽然已经没落至二线省会,但在90年代初期煤炭工业兴盛的时代,太原,毫无疑问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。李老师的目的地是华北工学院,也就是现在的中北大学——是的,1993年,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备考的李老师,通过高考,考上了华北工学院的引信技术专业。 

 

 这是一所军工院校的军工类专业,考试科目的实操项就是每人配发若干枚炮弹,去野外考场,朝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山上,开炮。我问李老师,选择这个专业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年轻一代有报国志向?李老师摆摆手,笑着说那太高尚了,纯粹是因为当时家里穷,这个专业不仅免学费,还发放伙食费和生活补贴。

原来,在那时候市场经济苗头已现的中华大地,经济、金融等专业已经凸显了高薪潜质,所以在当时那些专业不仅分数高,而且是收费的,而反观军工类专业吃苦、收入不高,所以用低的录取分数和奖学金来吸引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。

所以,李老师当时选择专业,没有考虑个人志趣,给家里节省家庭负担是第一位的,哪个专业不要钱,就报哪个专业;哪个专业分数低,就报哪个专业,因为复读一年的成本和风险都是当时一个大山家庭无法承担的,只要能上大学,什么专业都愿意去上,更别说军工类还额外发放补贴了。

1997年,重庆脱离四川管辖,成为中央直辖市,李老师也在当年毕业。

李老师从来没有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迷茫,而是很坚定,不读研,回重庆,当工人。是的,家庭依然还是李老师就业的第一甚至是唯一考虑因素。农转非突破城乡二元壁垒在户籍制度出现松动的当下已经不是难事,但要明白这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,在上世纪90年代,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,不亚于当下去拿一个北京户口。当时农村人想变为城里人,只有三个途径——高考(上大学)、参军(留在军队)、招工(进国企)。这三个途径,在户籍制度森严的当时,远比现在难得多。

 

 

李老师毕业之际,重庆若干军工厂到学校招人。当时还不是那种大型招聘会,而是定点到某个专业,再由这个专业的辅导员定点到学生个人,一对一询问愿不愿意进这家厂子。所以所谓的包分配,其实也有征求学生意见的环节。当时有两家厂子抛来了橄榄枝,一个是嘉陵工业,一个便是长安集团。长安、嘉陵和建设,是重庆的三大工业品牌,在军品和民品都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前三甲。在当时还没有五菱宏光的年代,在微车领域,长安之星独领风骚,足足把长安汽车抬进了深交所。是的,也是在1997年,重庆直辖之年,长安汽车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,上市A股。这一大利好,无疑在李老师的选择天平上为长安加了大大的筹码。

  

 

所以,1997年,李老师毕业加入了长安汽车,选择与这座最年轻的共和国直辖市,与刚刚杀入资本市场的长安汽车,一同成长。

那时候的长安汽车还叫长安集团,是一家军品和民品都涉及的大型国企。李老师刚刚入职时候,长安发放了一笔安家费,1500块钱,在现在不算什么,但在当时可是工人两年的工资。李老师拿了这笔钱,就寄回了家里,然后回到了工厂安置的集体宿舍。我想,去邮局寄钱的路上,李老师的脸上一定洋溢着止不住的笑容,就像《亮剑》里那个守着战利品仓库的小兵一样。

 

 

李老师是军工类毕业,所以进厂后,干的是军工技术类工种,像上学时候一样,李老师经常带着车间的年轻学员,上野外的训练场,朝荒山开炮。

一年后,1998年,组织看上了李老师的文笔,决定将李老师从一线车间调到组织部(党群部的前身),专职写材料。

此后,李老师计算政工经历,便从1998年算起。

从此,李老师离开了一线车间,离开了熟悉的炮弹和弹道设计。而那些李老师带出来的毛头小子学员,在现在已经成为了长安工业的技术骨干,带了好几茬徒弟了。

2008年,长安集团拆分,脱胎为长安汽车和长安工业两家独立的公司,分家使两家公司都能专注于各自的汽车和军品领域。时间证明了分家的正确性。在此后的12年,长安汽车蝉联重庆企业的龙头,而长安工业则成为军品领域的龙头,两家分别成为了重庆这座汽车城和军工城的排头兵。

而在此次分家中,李老师听从组织安排,分到了长安汽车。

在公司分家前一年,也是李老师入职十周年,2007年,李老师被长安汽车的上级单位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评为高级政工师,级别仅次于教授级高级政工师。当前,整个党群部的高级政工师,除了党群部长,就是李老师了。

李老师不仅在军工领域,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,在党建领域,同样是桃李满园。在李老师离开之际,年轻的党建处长说了一句话,特别动容,说“李老师也算作我的半个老师了”。是啊,不仅是党建处长,处里面的同事,除了与李老师同龄的黄颖专家,其他人,包括党建处长、政研处副处长、与我同龄的瑶瑶,以及我,都可以算作李老师在党建领域的徒弟了。

4月20日,我离开渝北工厂,来到党群工作部党建处,初识李老师,尚不知李老师的厉害。我的位置后面,是李老师的文件柜,有次李老师在整理柜子时候,拿出了一沓厚厚的文件,我经李老师同意后,拿出来一看,那是李老师自入职后,除了个人证书复印件,还有就是入职以来所有成果作品的复印件,有中央级别的党建课题,有期刊和报刊发表的文章,有高级别培训的结业证书。我向李老师投向了崇敬的目光。

 

 

李老师从基层做起,做过车间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,做过组织室主任,一直到现在的党群部为数不多的党务管理专家,个人的丰富经历为李老师的文笔增添了浓郁的长安风,只因20多年融入了党建领域,所以李老师的材料之手,也远不是文笔这种技术性层次能描述的了。

从这个角度讲,撰写公司史,也只有像李老师这种一生都在长安都在工作的老长安人,才能写得出,才有资格来写。如果一个人文笔再好,把长安早年的文字记载和图片录像都给那个人看,这些于他也不过是冷冰冰的史料,是写不出厚重感和现场感的。

但李老师不一样,他经历过公司的盛衰变迁,重大改革,很多事情于李老师都是历历在目,很多文字背后体现不出的景象,便生动存在于李老师的脑海之中。所以,公司史的撰写,非李老师这样的一批人莫属。

与李老师相识的5个多月,李老师带着我写大大小小的公司课题,撰写大大小小的材料,有的是我拿不下的,他写完总会给我看看让我学习,有的任务是处长安排我写的,我也总是做完让李老师把把关。最近,基层单位上报一个党建案例,题目很长,我还在想怎么浓缩,李老师浓缩为——疫情下的支部力量。一语点题!不花哨,不赘余。简简单单一件浓缩标题的事情,凸显李老师的深厚功力。

现在是视频语言的时代,长安党建紧跟潮流,要录制党课微视频,李老师遇到了难处,那就是做微课视频。其实,来到长安党群之前,我也不会。但谁让自己是处里最年轻的,所以我从长安党宣的两位同龄同事那里学来了最简单的PPT式微视频制作,然后要来了视频软件,自己花钱买了会员,因为考虑到党宣同事也非常忙,我不便于一直麻烦人家来做视频,所以自己开会员后,拿自己的邓小平理论学习PPT当练手,等技术成熟后,便开始为李老师制作微课。

原以为技术问题是我面临最大的难题,直到接到李老师的授课录音材料,我才发现,重庆话才是考验软件和我的地方。一般来说,稍微不标准的普通话,软件是能够识别个八九不离十的,但李老师的重庆话,软件大部分都识别不出来,我来来回回听几遍也听不出来,后期只好让李老师坐我旁边,有时候一下午只完成了五分之一,就是在一遍遍听录音矫正字幕。

这软件好像也有学习功能似的,越到后面,软件能够识别大部分李老师的重庆话了,而我还停留在原地,傻傻听不懂。可见,软件强大的学习和记忆功能。

最近一次李老师代表党群部的活动,便是前往渝北工厂给渝北工厂和乘用车事业部讲授党务写作培训了。我开玩笑地对渝北工厂的人讲,你们这可是请了未来的长安汽车大学的特约专家讲师给你们讲课的,以后可就难请了,哈哈。

 

 上文提到和李老师同龄的黄颖老师,是处里与李老师共事十年的老同事了。我想这次最舍不得李老师离开的就是黄老师了。整整十年,黄老师与李老师在同一个屋檐下共事。我的工位在黄颖老师隔壁,每次听到他俩开玩笑“拌嘴”,就感到特别的温馨。

是啊,在流动性如此之大的社会,一个人在一个企业能待十年都少,更别说能有一个陪你十年的同事一起拌嘴,多幸福啊。也只有黄老师叫李老师“老李”或者直呼其名“禄成”,我们其他人包括处长都只敢叫李老师,称呼之别可见黄老师与李老师的同事之情。

有次吃饭,饭桌上,我对李老师开玩笑说,“等你退休后,来集团帮忙吧”。集团是指北京的兵装集团。其实,早年集团曾建议将李老师借调至北京工作,但李老师还是考虑了家庭因素,二老病在身,小儿尚年幼,李老师不能长时间离开家,所以李老师没有选择去北京。

所以,我想的是,等李老师退休后,李老师家庭负担没那么大的时候,建议李老师到时候如果有借调机会,就来集团发挥余热。

李老师呈现了典型的中国普通人的奋斗缩影。李老师在读大学期间,还是一枚皮肤白皙的翩翩少年,现在已经被生活压弯了腰,皮肤黝黑,身体瘦弱,像一张纸片,风一吹都要倒似的。

一个多月前,李老师的母亲遭遇车祸,住进了公司隔壁的长安医院,此后,李老师的生活就变成了公司和医院来回奔波。早上,去医院给母亲送饭,然后去上班,下班也是赶紧去医院,生怕护工照顾不周。同时,还要一边和保险公司、和车祸肇事者、和医院协调事宜。

有时候,我看到李老师在座位上闭目,李老师当前承受了巨大压力,但他还在苦苦支撑。他从读大学离开家的那一刻起,任何选择,李老师都将家庭放在了第一位,从未改变。

家庭,是中国人最深的情感归宿。李老师,这样一位将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,是一个值得深交的人。很幸运,能够有这样的人,作为我的第一任党建老师。

希望未来有一天,还能一起在一个屋檐下,叫他一声“李老师,文章已写好,麻烦您给把把关”。

写文章时,才发现手机里留存的李老师照片实在太少,文末放一张匆匆拍下的李老师收拾东西离开的照片,以示纪念这最后的同事时光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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